新中式風能成為中國家居業的出路嗎?

2018-09-19來源:新浪家居熱度:5937

如果人類具備俯瞰的能力,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十年之后重新審視新中式在中國的發展,我們會看到這是中國原創設計之路的一場艱難但極其寶貴的探索,其中的種種迷思種種成就種種失敗都非常值得我們去審視、去展望。

為什么會出現新中式?

十年前,新中式設計的探索還處于黎明前晨光熹微的狀態。作為媒體會注意到這個跡象,但并沒有足夠多可供報道的素材。彼時由于王世襄先生、馬未都先生等的不懈努力,國人終于開始對以明清家具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家具的美學價值和設計價值有所認識,但投身其間的主要是以收藏為目的的富豪階層,坊間的高仿也是基于古典家具原有的器型,或舊木新作,或新木作舊,不會脫離古典家具的比例和造型。

那時最先開始嘗試做新中式設計的是以自造社、半木為代表的一些六零后藝術家和設計師,他們在市場上形單影只,應和者寥寥,作品首先被當作裝置藝術品而非日常生活用品看待,不能收藏古董或不愿買高仿古典家具的一群人從他們的作品中捕捉到某種東方意象和生命觀,同時,選擇他們的作品又可以令自己從古典家具的精神世界中出走,于當下的現代生活中正常呼吸。

這種心態的萌發和當時的社會大環境息息相關,2000年中國申奧成功,高速成長中的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需要完成心理建設,對本民族文化的信任和信心都需要上升為國家高度成為精神文明建設的主旋律。2000年之后的國學復興,為新中式的興起開啟了社會層面文化建設的道路。

我們目前能夠看到的古代家具實物絕大多數是明代以后的,西方極簡主義風格對明式的推崇也加強了國人對自身美學風格的信心。

所以新中式自明式復興是海內外的社會環境共同推動的。

而“新中式”這個名稱肇端于媒體現在看來是一個很倉促的命名。在改革開放之初,大多數國人對世界的認識還非常的表面和單薄,我們用北歐風、英倫風、美式田園風等地域名稱來標識不同的風格,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講,這是一個非常易識別的系統,但后來隨著中國消費者眼界的展開,以及對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我們開始用西方藝術史和設計史的標識去識別不同的設計風格,例如古典主義、巴洛克、包豪斯、解構主義、后現代。今天在一個全球化市場的語境下,我們無法用單一維度的地域風格或者斷代史的風格,去識別不同的設計風格。所以當下當我們來談新中式的時候,會看到這個命名在兩個維度上的局限性——一方面當我們說“中式”的時候,這是一個地域識別系統,那么今天還有什么是可以用地域這個概念界定的?另外一個當我們把它冠以“新”的時候,這是一個時間的或歷史的識別系統,那么“新”的參考點又是什么?“新中式”這個稱謂無法指出明確的價值,這也是新中式在今天中國市場上推廣時遇到的困難。

在2008年之前,新中式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藝術概念存在的,那個時期參與新中式探索的設計師和藝術家在后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是拒絕被別人命名為新中式的,這種心態現在看是非常有道理的。當我們回望,會覺得新中式這個命名呈現了那個時期中國設計急于想為自己確立某種地位和身份的焦慮,而事實上,對于自己前往的方向以及內在的精神特質,都還缺乏深入和系統的思考,但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大家都很著急,非常希望能夠給自己一個答案。

十多年走下來,我們會看到今天中國原創設計趨于成熟,對于自身命運的思考,也變得越來越深入。尤其是更多的企業參與到新中式的探索中來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新中式生存的生態環境發生了變化,多種社會力量在其中滲透,提供了更多的角度,以審視新中式的未來。新中式也逐漸擺脫了它最初曲高和寡的形象和處境,而越來越去接近人們的日常生活。就設計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寶貴的轉型。在我看來它并不意味著設計的墮落,恰恰相反,它意味著設計的成熟。

而在2008年新中式設計愈演愈烈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文化背景。

宋明理學發展到明代終于成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在這種價值觀指導下的明代的設計成為今天推崇現代設計的人的美學對標是有內在關聯性的。

西方科學作為衍生自歐洲經驗哲學的一門探索世界真相的學問,始終關注的是“客觀”規則是什么,如何發揮作用,要破除的是人主觀意志對這個世界的強行干預;宋明理學強調“存天理”也是要講對人欲的節制,從而去遵循天理的法則(發展到后來科學和理學都產生了變異,這里就不展開談了,話題太復雜)。這種精神追求始終是人類在面對物質世界時的一種抗衡。

理學所強調的格物致知的理路雖然和西方科學探索真相的目標和方法不盡相同,但其求索世界真相的精神氣質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其發端都是為了擺脫之前宗教上的迷信,主張人作為主體發展對世界的認知能力。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危機,中國用四萬億基建投資拉動國內市場,在全球一片哀鴻中,獨中國經濟繼續迅猛發展,那種狂熱使拜物主義攀上了高峰。此時就有了一個對峙的向度:天理和人欲之間的關系要如何建構。

以理學為精神核心的明式風格吸引了一批藝術家和設計師,應該說這是他們對于中國人未來生活走向的一種冷靜思考,他們從滾滾洪流中抽身,希望能看清我們將往何方,明式傳遞出的“簡”“素”“空”的精神境界能否成為陷入物質崇拜的民族在狂奔后的一個停歇處,能否成為人欲膨脹過程中的一番掣肘,這是新中式出現的社會意義。

去年國家大劇院舉辦了一個“書齋追古——中國生活藝術展”,邀請了十位各領域里的名家以古代中國十位名人書房為主題,設計十個當代書房,呂永中先生受邀設計朱熹的“達觀軒”。以呂先生以往呈現出的個性我起初很懷疑他與朱夫子之間是不是隔著五六個文征明,但看了他后來的作品后,我明白他是試圖去傳續及呈現朱子理學的當下價值。

只是我對當下中國是否真的能用宋明理學這劑方藥治愈我們的時代病還是心存疑慮,基于宋明理學的價值觀衍生出的明式傳續到今天要做什么樣的認知調整和精神拓展,仍然是新中式未來發展要解決的哲學問題,這個答案的模糊勢必會給新中式下一步的發展造成困擾,因為如果沒有一個理學所強調的“天理”即客觀規律存在,當下如何安排我們的生活才是合理的呢?人欲從來無常,而且包含著相當多的自私,所以不可靠,依據人欲去予取予求,會不可避免地發生很多的貪婪掠奪,人類的諸多設計對大自然的破壞就是人欲膨脹所致。那么如果有超越人欲的價值是我們應該信奉的,那是什么?有社會共識嗎?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直接影響我們評價一個設計的標準,決定了創作資源的配置方式,引導著人們消費選擇時的價值排序。崇尚人對天地的臣服和人定勝天的人本主義所驅動的產品創造是完全不同的。

現代主義可以強壯“新中式”嗎?

我們所說的現代主義其實是西方主義,或曰歐洲主義,現代主義在歐洲的誕生有其脈絡清晰的文化傳承,是社會運動持續至十九世紀催生出的結果。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這十年陸續加入新中式設計探索的設計師其中有些人就有海外留學背景,即使是那些非海歸,他們對現代主義的熱情也是高于大多數國人的,他們越是看多了這個大千世界,越是由衷地認可中國文化和中國古典主義時代的自然觀、生命觀和審美主張。

但與此同時,他們并不拜倒在明清家具的石榴裙下,他們想闖出一條新路,這個“新”的精神資源他們嘗試從西方現代主義中去尋找了。

什么是現代性?這個話題至今并沒有公認的答案,這種開放性的好處意味著我們對現代性的認識還沒有固化,壞處是還沒能找到現代性的精髓。

這十年一路走來,新中式的推動者們在盡力用他們各自心目中的現代性消解古典中式的束縛,原有的家具和器物的比例被修改,材質不斷被替換或重塑,物品與環境的關系也不斷被解構,現代工藝的加入不僅是為了量產,也帶來了古典家具不可能生成的一些新形象。被冠以“新中式”的名頭是一些設計師不樂于接受的評判,他們認為他們從古典中式和西方現代主義中都拿取了一些設計的精神資源,最后的呈現是他們認為這種表達方式最能傳遞他們推崇的價值,而非因為它是“新中式”。

刻意強調自己的文化血統是這一代六零后七零后設計師所躊躇的——一方面他們更想確立自身當下的價值,另一方面這個自身的價值如果不用新中式還能用什么作為專屬的標識。

突破“明式”的美學形象是非常不容易的。當我們說接續傳承,思想固然是核心,是根本,但完全顛覆承載著這種思想的器物設計則需要重構生活方式,推廣新的美學標準,跳出舊有的工藝窠臼,而這個系統工程絕非這幾十位設計師和與之合作的十幾個商家可以完成的,全社會對這個問題的認知轉變還需要經歷相當長的過程。

另一方面,渴望新中式具有現代性,則需要我們將西方的現代性與中國人的自然觀宇宙觀生命觀做成功的嫁接。人本主義作為西方現代主義的哲學基礎之一在中國還未進入大多數人的精神視野,敬天畏地重視家庭的價值一直是排在個體生命之前的,這樣的三觀下,家具的設計首先要服從社會秩序的建立,而不是對人身體及情緒的關照。這十年中國雖然加速了從家庭本位向個人本位的價值轉換,但就整體社會環境而言,我們的知識馴養、家教規訓和社會評價仍然是將團體利益(此團體指有相關利益的群體)置于個人權利之上的。

這種社會里,現代主義如何落地就成了新中式這個愚公要面對的一座大山。“明式”所服從的“理”所成就的秩序是濾掉個人感官欲望后的“理”和秩序,但現代主義則希望不斷嘗試去實現生命個體的終極價值,這種對立會在哪個點上握手言和呢?

那些改變了就坐高度的椅子,改變人對視距離的桌面寬度,改變了盛載器物格局的書柜或博古架究竟要實現哪種價值?要知道膝蓋彎曲九十度、七十度和一百一十度,是人的三種身心狀態,分別體現的是與環境(人際環境和居室環境)的理性關系、壓抑關系和放松關系。

沙發已經被全面引入新中式的系列產品之中了,但顯然在一個空間里,我們說一件沙發的尺度及造型是否合宜,不能簡單從它坐起來腰腿是否舒適去評價,我們還需要關注它的進深會使人以什么角度就坐,人坐在其上能有多少種體態,可以適應多少種生活場景,它與周邊家具共同成全的場景體現的是什么樣的三觀及美學主張,甚至持有某種三觀和美學主張的人是否真的需要一張沙發。

只要我們對所謂的現代生活還是想象模糊的,我們其實會一直猶豫要一種什么樣的新中式。

新中式要被什么成全?

前幾年我看到“新”中式的呈現是有某種擔憂的,在2013年前后,市場上一下子冒出幾十家以“新中式”為名的品牌。模仿抄襲之前新中式的設計更是屢見不鮮,這種逐利跟風的商業潮流對于還在蹣跚學步的新中式探索是弊大于利的,因為從逐利的角度,固化一些形式,強化一些符號,搞一些噱頭,增加市場辨識度,打出一些營銷口號是最容易奏效的方式,但也是最扼殺想象力壓制創造力的方式。

新中式作為中國原創設計探索的道路之一,是需要各方共同參與共同扶持的,現在就想摘新中式的桃和殺雞取卵差不多,因為現在的新中式還有上述兩節提出的諸多問題需要逐步解決,過早被資本或市場綁架或誘惑如同未成年少女嫁人,還不太容易有什么實力經營出高品質的生活。

我們的企業家如果有遠見有耐心(這確實是當下巨大的挑戰,不能生存何談發展是企業家們普遍的焦慮),和有潛力有才華的設計師一起探索這條道路,讓新中式真的能成為中國家居業的出路之一,對于中國制造和中國原創設計是意義非凡的。

今天在完成了企業原始積累后本土企業正遭遇理想的挑戰——你將為什么而奮斗;倫理的挑戰——你將基于什么而取舍;方法論的挑戰——還有什么手段是你不知道的。“新中式”能否活下去和活出來則將作為應對上述三個挑戰的一場實驗。

這三四年,在新中式的探索過程中,企業家的話語權在不斷的增大,他們開始更多地發表自己對于新中式的看法,設計師和企業家雙方力量的博弈和交融使新中式的探索變得多元和復雜,也可能會經歷混亂和曲折,但在我看來這是必經的階段,因為只有多方力量的匯合,才有可能打造一個生機勃勃的生態環境。在其中,任何一方力量的缺席或者受到壓制,都可能會使新中式的發展變得后續乏力。

在上海家具展,我和朱小杰老師在探討什么是新中式的時候,他給了三條標準:第一,要符合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第二要符合中國人的美學,第三,要有一定的流行性。我當時就問朱老師。第一條最難,我們怎么來界定什么樣的生活方式是中國人的?百年來幾代中國人全面接受的是西化教育,就家教層面而言,我們也沒有真的全面傳承中國古老的生活方式,那么在今天,當我們說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的時候,它的含義是什么?所以在今天新中式首先直面的就是當下的生活環境。這樣的生活環境里,中國人遇到的核心的生活問題都有哪些?而這些問題,無論是用北歐的方式、英國的方式、美國的方式或日本的方式都不可能很好地解決,這個時候,新中式存在的意義才會真的被發現。如果新中式的存在,不能解決當下中國人的問題,比如,不能解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不能解決中國人的日常起居問題,不能解決中國人的文化焦慮和生存安全感的問題,那么新中式就只能是風花雪月的調劑品,而非生活必需品。而讓崇拜西方長達百年的國人可以相信,新中式會比英式、日式、美式、法式更好地解決我們當下的問題,是需要很多的案例支持,并且需要花一段時間。這種耐心、隱忍、堅持、功夫是走在新中式探索道路上的設計師和企業要做好充分準備的。

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品牌和設計師需要把產品做得更加專注和純粹,讓自己的價值變得更加的突出和豐厚。消費者也需要不斷地去發現和認出自己的需求,雙方逐漸走向對方,直至彼此遇見。所以,這是一個相互尋找對方的過程,

人類如果具備俯瞰世界的能力,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但是我們不得不原諒自己一直在地上行走。

責編:方芬